内大情忆（三）

# 信息港 2025-03-03 13:38 浏览量：

转载自【王小川 溪水雉鸣堂堂主 】

“史人”情怀

古有四民：士农工商，“史人”者谁？他们是“士”中的特殊群体，是一群“读书人”；是一群读过很多的书、意欲报效家国天下的人，又是一群境遇窘促、不合“时宜”的人，更是一群孜孜以求、述达先贤己愿、以史实告慰后世的人。“历史学留给我们的最好东西就是它的热情。”（歌德语）史人情怀更是指“史人”的心性与品格。

大学既是教书育人的园地，也是求名取誉的场所。岂能无名，取之在“道”。能在“本分”与“超脱”间实至名归，是不是体现出一种更高的精神境界？蒙古史研究所老师们的身上具有着“史人”独特的品性格调，而这种品格是岁月磨砺而成，清晰地镌刻着鲜明印记，如同先秦时代那群发蒙启智的“先贤哲人”，在创学立说的同时，也在打造着自身清白高洁的精神境界。

内大蒙古史研究所的老师们——不论是满清遗族金先生、民国英士潘先生与林先生、民族才俊特老师、“转世灵童”林老师、江南世学周老师、以及“痴人”余大钧老师——来自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出身、家世背景和人生经历，有着各自的秉性、脾气及私情私怨；术业专攻既有强项，也有局限、短板；妻子儿女、柴米油盐、磕磕碰碰、生老病死同样一如常人。他们会蹲坐在分配到自家名下的菜地边束手无策，也会为邻里间的纠纷而动气发火；他们既会为工作中意见相左而高声争辩；更会因卷入时事的“旋涡”而“观点”分歧，选边站队。即便如此，作为“史人”，他们都是有经历的人，失位的没了往昔的“荣耀”，易“主”的没再去谋“五子登科”，失意的没有沉沦颓废，求学的没附世随俗。面对人生困厄窘境，消弭私怨，苦守安命，步先人之足履，求民族之史迹，专攻一业，矢志不渝，成就了治史之大“义”。老师们的修为终归不离君子风范：持之有本，取之在道，与世俗间那些不知廉耻、不择手段的沽名射利者天壤有别。

老师们的身上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史人”情怀呢？

“史人”自有博大胸襟：内蒙古大学落脚大青山（阴山）下，山阳、雨润、风沐、云蒸，尽得“旺气”。阴山向东，境内有燕山、大小兴安岭、长白山；境外有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延伸；山之西，又有贺兰、祁连、昆仑、天山、阿尔泰诸山脉横亘。古往今来，大山脚下（所谓长城沿边）聚居的人众究竟迁自何地，来自何方？这里会不会就是中华文明（非文化）的发祥之地？而探究中华民族源流的南北学人首先要攀登上这一座座高峰，南来的望断草原大漠、长河落日；北往的历览江南沃野，袅袅人烟。登高远望者，自会有不同于一般人（学者）的视野、胸襟、气度与识见。一次校内学术会上，胡钟达先生曾喻林沉、周清澍两位老师在国内元史界是“双峰并峙”。胡先生的慨叹也是出于此意吧。

“史人”自有家国情怀：所里的老师们治北方民族史、蒙古史、元史，倾一生而不辍，动力何来？着实令人思量。还是在那次所里召开的撰写论文交流会上，金先生道出他一生治学的体会（记“札记”）后，还语重心长地强调着：“做学问首要的是‘情感’。”此语一出，在座的我辈并没太留心在意。经历过了，方才悟出此话寓意甚深，这份情感不仅包含着世代先人爱怜的传递，更维系着学人们“孤苦”时支撑下去的坚韧力量。金先生虽为皇家宗室出身，但他自始祖起就笃定家学，凭术业立身，也许只有“情感”二字才能道出内中的缘由。

“史人”自有政治思想：治史必须要靠理论创意立说。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就是当代历史研究的科学理论武器。林沉老师在北大念书的5年里，除必修的专业课程，他居然尝试着通读俄文版的《马恩全集》，为此后的民族史、民族理论研究奠基。对马列经典他是烂熟于胸，平日里，他言必称马列，引经据典时，直透精髓；“灵活”运用起来，如掌上观文。就是在为我们研究生开设的课程表里，他也要坚持讲马列基础理论。

同样，周清澍老师对“理论”也是念念在心，就在最近纪念杨讷先生的学术会议上，他还谆谆告诫青年学者们：学习和掌握马列理论是当今治史要务。这不正是当今史界所迷茫、缺失之处吗？

“史人”自有时代担当：蒙古史所的老师们倾其一生精力专攻民族历史，尽管不担任什么党政“显职”，却始终不忘“史人”的时代担当。老师们既是学者，又都是自治区各党各界中的“实力人物”：金先生是民主促进会会员，潘先生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党员，林幹先生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特巴克什、林沉老师是中共党员，周清澍老师是个无党派（有观点的）的民主人士，而余大钧老师才是既无党派又无观点、唯学术是求的“素人”。所里的老师们齐聚一堂，浑然似在召开着一届自治区级的政协常委会议。不过，我在蒙古史研究所的8年里，丝毫看不出、更不曾感觉到由于党派私见所引起的抵牾和纷争。要知道蒙古史研究所的先生、老师们个个都是一门“大炮”（大嗓门）哟。而作为这样一群“民主人士”的直接领导者、林沉老师又该有怎样的担当呀！

“史人”自有正直品格：问道必正，循道必直。周老师正是那种很少用语言来直接表达情感的人，一贯处事谨慎，但绝对不曲己阿臾，丧失原则。他是内大校学术委员会成员，一旦在学术、职称等问题上较起“真”来，真的是百辩莫撼（林老师同样）。

“史人”独立行事，个性鲜明，不盲从，不媚俗，不苟合：潘先生一生历练，他行事严谨，务实。学校办公室发来通知：各单位办公室大扫除，潘先生每叫必到，从不缺席；他打来水，擦拭玻璃、书柜、桌子，一应出力的“活”他干得是“一抱劲”。

据胡仲达先生回忆：文革中，学校里那些穿着“大襟长衫”的“反动教授”们（潘先生也在其列）被集中关押，他们以“小学生谦卑的状态接受劳动改造”，冬季在校园内看冰场，夏季在校外的农场种菜；他们与“老农工”（王全全、种菜老把式）相处很好，老王一招一式地教他们点种、搭架（豆角、黄瓜、西红柿）、压蔓（瓜）。当一筐筐蔬菜拉到食堂及工会楼前分给教职员工时，人人都有了“自食其力”的自信；既锻炼了身体，更体会到从未有过的劳动者的“喜悦”；连“走路的样子”、“谈话的神态”、肤色、穿戴都有了改变；“放下知识分子臭架子”，成为“知识分子劳动化活样板”。战备开窑烧砖时，潘先生当然也被强制参加，现场一干操作人员中只有他察看炉温火候最为精道，把握出砖的时机最是恰当。仅此一点就非寻常的“知识分子”所能为。

“史人”友善待人：老师们待友时的那份坦诚、友善、亲密、率真、惬意，有时“痴”得可笑可爱。贾敬颜先生来到内大，住在招待所里，周老师前往探望，两人做“彻夜谈”；兴意盎然，至于“忘乎所以”。清晨，回家后的周老师发现竟把贾先生的鞋穿回了自家。

林老师与周老师的交谊，前文已谈及。林老师早年在北大念书时就是个带薪的学生（我在所时他是正团级、月薪126元），他在北大的6年间，演绎的“舌尖上的北京”也毫不逊色，一张嘴尝遍了京城的名吃。甚至逢手头拮据的月份，他会“放肆地”跑去邓广铭老师处借钱花花。毕业离校后，林老师绝少与北大同学私交往来，可要到办“正经的事”时，京城各方人士无不“买账”，看同学们个个那倾其所能、鼎力相助的态度，差可见林老师当年的为人。

“史人”还多有一个和睦的家庭：所里的老师们个个都是孜孜以求的学人，一把椅子，一方书桌、一支秃笔，一盏孤灯陪伴终身，面对着生活里的琐事常常捉襟见肘，手足无措，家务杂活全凭老伴儿们操持。老师们的家事我接触不多，但先生们与老伴儿间终生持守，相濡以沫的情景着实令人难于释怀。老师们的成就是毕其一生的事业，身边没有一位相陪几十年的老伴儿能持守下来吗？

潘先生的老伴儿早逝，我仅见过她的遗照，挂在先生房间的墙上。1950年潘先生在日本，面对着赴台湾的末班轮船，他独自一人徘徊在码头上。最终选择放弃登船的那一刻，惦念的恐怕就是这位在国内的老伴儿（及儿女们）吧。

林幹先生一生辗转迁居，生活境遇常常困窘，风风雨雨里有贤惠本分的老伴儿在操持家务，曾经免去了多少烦愁。

林沉老师是个行政事务繁忙、科研任务繁重的“脑力”工作者，为了维持精力，他常年靠着吃肉（羊肉或瘦猪肉）顶着。在凭票供应的年月里，市民每人每月限供猪肉1斤，瑟尘老师将全家限量的4斤肉中的瘦肉部分全部留给林老师一人。

周老师的家是校园里典型的（也是少有的）双料“教授家庭”。屠老师与周老师同期研究生毕业（随李继桐的教研室来到内大），两人成家后，整天在各自的科研、教学的岗位上埋头忙碌，月月的柴米油盐、日日三顿餐食，哪里顾得上心？后来又添了两个新出生、在成长中的“校园孩子”，所谓的家庭生活相比两人的“专业成果”就显得太“业余”了。屠老师是浙江人，与住在楼下的一个老师同乡，故乡人故乡语一开口就“拉咕”上了。屠老师提起她家做的“家乡菜”的味地道。这下可好，每到那家人要做好吃的，下锅时就加点量，专门盛出一碗放在楼下门口的矮墙上，下班的屠老师顺手端回来就摆上了饭桌。就这样周家的两位教授总算踢里踏拉地“混”过来了。直到公鸡、照照长大后，老师们提起当年周老师的家还在长吁短叹，感慨不已。不过，自从两个人晋级教授都带上了研究生后，他们的“家”才有了新的“生活气”。每当下了课，同学们（尤其女同学）仍聚而不散，大家招呼着一齐动手，厨房里煎炒烹炸，屋子内香气四溢，老师的关爱，学生们的“放肆”，其情融融，其乐奕奕，浑然又似一大家子。

当年他们两人结伴，双双来到内大，30多年后，北大聘调周老师返京，只是由于屠老师另有考虑，周老师忻然放弃。这样，他们一生相守。直到晚年屠老师患上了失语症，常年坐在轮椅上，80多岁的周老师自身中风，腿脚不便，依然细心照料着病患中的亲人，直到前年屠老师病逝。

特巴格西的家还真有点“特”，夫人德力格尔玛会烹制美味佳肴，腌制爽口的咸菜。早年，她曾是特巴格西的学生，风雨兼程一路追随，相伴了一生。她是市商业局长，巾帼豪杰，她主管着市内食品生产企业及市场上糖业烟酒的配额、供应，实权在握，企业里的领导们为这位局长办事，也都是满脸堆笑，“敬畏有加”。

余大钧老师绝对是个我行我素的“一根筋”、“犟眼子”。怪怪的性格本是天生，这大概也与他的家庭有关，父亲突遭不测，母亲、弟妹尚在老家，余老师每月的56元津贴大部分都寄给她们，精神的压力、生活的拮据塑造了他离群索居、独往独来的孤僻。看外表的他，架着副眼镜，文静静的，可说话、办事（他也会处事？）却从不拐弯抹角，真要是较起“劲”来，冲着林老师也会哇哇哇地大喊大叫。每到这时，一向“强词夺理”、能言善辩的林老师也一脸无奈。都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若是有个不讲理的兵遇到了像余老师这样“认死理”的秀才，到底哪个人讲不清还真是不好说！

稿费账面上的“严谨”前面说过，学校要收购他家的藏书，他先到琉璃厂调查过，然后按书后标价开出书单。一部明版旧刻错按普通古籍标定价格，单位如实更正，加价购买。余老师竟死活不干。

余老师在政治上的“幼稚”同样独特，文革清理队伍，大家坐在一起谈个人“历史问题”，他不分缘由，突然冒出一句：“我小时候曾参加了‘童子军’。”童子军是抗战时期全国性少年学生群体，类似成年人的“义勇军”。听者无心，他却主动“交待”，且词不达意。

余大钧老师行事的“率性”无人能比。一次办蒙古史培训班，安排余老师早上讲课，学员们坐在教室里（农牧学院）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他的人影。一堂课的时间已过，余老师夹着个提包急匆匆地进来了。原来，他在赶往教室的路上，偶遇一个外地木匠推着小车在卖沙发，条件是包送到家。谈好了价钱，余老师竟然转身，随小车返回了家（身上也没带钱？），全然不顾满堂学生正焦急地等待着。时值深秋，天上下着濛濛细雨，进来时，余老师头顶一个旧草帽，脚穿一双平头塑料凉鞋，全身上下都在冒着凉气。看着他“认真”讲课的样子，你说我们该是笑？还是怨？余老师所为，时常令人匪夷所思，结果又会让人哭笑不得，这种“歪路子”的沙发，我家也曾有过，木制架框、人造革蒙面，看上去蛮漂亮的。谁知第二年开春，沙发背上爬着一只天牛。原来这批沙发都是用砍伐病树的木料打制成的！

不久，余老师又亮了一“手”，是为了所里。他去北京出差，顺便去琉璃厂中国书店买书，回来当晚就直奔林老师的家，说他从北京捎来一个“资料卡片柜”（不是目录柜），留给所里公用。他也不先看看那个柜子是按什么尺寸的卡片设计制作的？老师们适用不？再问问所里的眼下急需不？经费如何？柜子刚一到，半数的抽屉都变了型，拉不开，之后也是摆在会议室里派不上大用。又不知余老师是从哪儿淘货来的，很可能又被人现场搭售，抓了个大头！柜子90元，加运费100多，单据往林老师手上一塞，你看着办。事情都办到这个程度了，难不成还去退货？

余老师的“家庭”更算是个特例，他从来不知、不懂、更不会做家务，半辈子的人了，还住在单身楼（隔壁是历史系王先恒老师），那间小屋子里堆放的都是书，一张床，一席铺盖，床下堆着空的瓶瓶罐罐（余老师爱喝酒），锅碗瓢盆不知所处（走廊里？）。人怎么可以在这样的环境里、条件下生活、搞“研究”，竟然连吃饭、穿衣的要事都不管不顾啦？

我在办公室时，奔50岁的余老师终于结婚啦！这样的大喜事，他对大家也没有什么“表示”，更不用说举行“仪式了。”学校新分了单元住房给他，孤单了大半辈子的单身大龄青年终于有了一个“家”。夫人在北京工作，是某国家机关的干部，每逢节假日，她会抽空来内大团聚，匆匆地来、忙忙地去（我都没见过面）；每当他宿舍楼下的院子里挂满凉嗮（手搓）的衣被，邻居们就知道：他北京的夫人“驾到”了。

余老师调回北京时，北大历史系和社科院边疆史地中心都有接收意愿，北大的调令先到，他就回了母校。余老师刚搬完家，林老师给我钥匙让我先进去看看（所里另有分配），但见室里空空如野，只有在床上遗留下一张厚厚的、黑色的老狗皮褥子。这难得是余老师唯一的“贴身家当”？莫不是羞于携带入京、由夫人做主丢弃在了内大？人说余老师当年来内大报到时，随身只拎着一只旧皮箱，如今离开了内大，期间也添置不了什么像样的家具吧（那个沙发呢？）。这张老狗皮褥子，一直存放至今，我几次搬家（外地）都没敢自作主张扔掉它，睹物思人啊！况且，之后万一他的家人来讨寻呢？

再插上一句周建奇。“文革”中他曾因之前的“政治问题”被收监审查；出狱时，审查无果，他却“偷闲”自学了蒙古语文。学者的“行为”，总是出乎常人的意料啊！

如何更深入地领悟老师们的精神世界呢？“运动”初起，所里的林老师、周老师、叶新民、包文汉等等7位中青年教师也参加了串联，他们并没有追随人潮涌向北京去接受“检阅”，一行人自学校的南门“开足”南行（金峰、郝维民送行），一路下山西、穿河南、贯两湖，徒步3千里，历时3个月，硬是靠着自己的一双脚板走进韶山。有谁见过这样的“串联”？这需要怎样坚定的目标感和和践行目标的决心、恒心、毅力？这群“文弱书生”分明是完成了一次另类的“长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且终身不悔。此一行风雨兼程，每个亲历者的意志品质都得到了非同寻常的考验和历炼，也许正是此次“长征”途中所凝聚起的“人格认同”和“团队精神”成为数年之后、由这个小小的教研室、这样一群名声并不“显赫”的中青年教师持续数载，密切协作，“拿下”点校《元史》——这一旷世工程预先做出了必要的准备和奠基吧。巧的是：73年特布信老师刚刚解除拘押，陪夫人德力格尔玛去广州治病，两人也同样专程去了趟韶山。

顺便说一句：在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心目当中，周总理应该是“最受尊重的共产党领袖人物”。（胡仲达语）

唱吟

“诗言志，歌咏言。”诗为心声，意快心感，情动而发。“史人”以文载道，古来由之；然治史、吟诵本属冰火两界，岂能兼具？能挥洒两界、且信手拈来者确是不俗了。所里的老师们以诗抒怀的题咏，值得一阅。

金先生出身京城，与潘先生、林幹先生同为支边教师，来内蒙时，他们已是40开外的人了，远离祖籍、祖居故地——北京、湖南（上海）和广东，突然远迁塞外“苦寒之地”，念故怀乡是他们的“通病”，从他们常年订阅着的报纸、时时关注家乡的人事上可见一斑：金先生订阅《北京晚报》，潘先生订阅上海的《新民晚报》。三人中的“重病患者”非金先生莫属。金先生寓居呼市24年，夜夜思归，伴梦卧眠，终是和泪入诗。他的思乡诗词尽存在《漠南集》内：

“偶忆旧时纨绔日，今身是否是昔身”。“古今多少边城客，此际应萧索。低头百感不如归，何必原头行人夜笛吹。” （初来）

“冬衣未齐备，秋风已怒嚎。始知关塞外，绝不类京郊。”（第一年）

“晚风如剑，划破征人面。三载无端滞塞垣，瞬息年年易换。阴山雪打成围，故乡唯梦得归。夜半受降城月，何须芦笛频吹。”（三年）

“寂寞青城市，阴山列几重。登高愁目短，听雨奈耷聋。风土强人惯，乡音变儿童。十年长做客，塞上一衰翁。”（十年）

“炊甑衰妻，持盘弱子，拂几迎我生辰。驹隙流光，五十已逾三春。书笥弃置毛锥裂，却洗心勉事耕耘。倚绳床引镜，鬓霜点点成纹。十年雁北催人老，尽青山黑水，损意伤神。牧马悲嘶，狂飙掠地难闻。鸿泥踪迹真如梦，念故乡幽冀燕云。最凄凉似蓬飘转，如絮无根。”（十三年）

“寂寞青城市，佳节倍念亲。幽燕多故旧，塞上少知音。望断天南雁，愁看漠北云。灯前思氛氲，泪下竟沾巾。”“暮年思故土，何日可还乡”。（暮年）

事不尽然，再看看先生在纪念呼和浩特市建城400周年时（1981年）留下的文字：“爱祖国和爱家乡是不可分的。爱家乡首先就要了解家乡，不了解家乡怎么爱呢？今天我们隆重纪念呼和浩特建城四百周年，就是为了热爱它，从而，进一步了解它。”“大家都对呼和浩特这座塞外古城的建设、对保卫祖国的边疆、对繁荣经济和促进文化发展等各个方面，曾经从不同的角度、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今天我们呼和浩特各族人民正在党的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加强民族团结、同心同德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满怀信心的希望，在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胜利完成的时候，呼和浩特将会变得比以往更加壮丽、更加美好！”

清乾隆二年，自山西调来9千八旗驻军，设绥远将军，建衙署于呼市新城，由来遗胄甚众，当初金先生迁居呼市似有“投靠”之意。金先生此番言语表达，一扫颓唐，其意也真，其情也切；那份故乡、家乡、他乡；民族、国家的境界，不正是老先生及所有外调老师们在新的家园里、故乡情怀的升华吗？

常居城市的人，对“后山”（大青山北）广袤的大草原、以及生活在草原深处（牧区）的人们知之甚少，除了歌词里唱出的蓝天、白云、湖水、草滩之外，毫无亲身感觉。当初在蒙古学部闲暇无事，同学们玩起了“推卦测名”游戏，朝洛蒙的卦辞是：“宾雁绕湖陆成地，成就功名早还家。”他会情不自禁地对我们谈到他的家乡东乌珠穆沁旗。假期里，他从呼市回一趟家，要先乘火车到集宁（今乌兰察布市），再换乘公共汽车到锡林浩特，然后“搭乘”旗里来盟办事的汽车，下了车，余下的路只有靠牛车慢慢地摇晃着回家了。这一路转乘待发的时间不算，单是乘牛车的那一段路就需要2、3天的时间，总的算下来这一趟就得个把星期。不过那时候，如此远僻的边境地区渐渐地也出现了收购旱獭皮和搂发菜的内地商者。后来，朝洛蒙真的作了“宾雁”，调离内大，去市蒙语广播电台做了编辑。

第一次踏进草原，还是在81年11月，所里举办已故蒙古史学家屠寄纪念会。期间，陪同来宾与所里青年教师们去了草场南缘的旅游景点“昭和”。初冬季节，我们抵达时天色已昏黑，脚下稀疏的草根盖不住沙旱的地面。85年暑假期间，所里安排（委托乌云毕力格联系）分配来的汉族青年教师及新招入的研究生去草原的牧民家里体验生活（一户一人、住蒙古包）。我得知此事，随口提出也想加入，哪怕是自费。大概是出于教学计划上的安排，被回绝了。错失良机，令人惋惜，不过对于草原、草原生活，以及那里从未谋过面的人们的“情思”至今难褪。

内大蒙语系的布林贝赫老师是位蒙古族诗人，与林沉老师是相识相知甚久且甚深的亲友，他以蒙文创作诗篇，其中部分佳作则由林老师译成汉文，陆续发表在《人民文学》、《诗刊》和《草原》等杂志上（已编入林老师的文集：《般若宝藏》），两人的合作珠联璧合。蒙文吟诗，韵脚押在字头，译成汉语须改押尾韵。林老师的译文比兴通达，语意流畅，辞藻优美，别有境界，无异是对原作品的升华与再创作：素描里：莽莽草原生涩坚凛的自然环境和清寒单调的毡房生活，在饱含激情的译者笔下涌动起朵朵浪花，泛开层层“涟漪”，幻化出淡香“幽雅”，更能体味出诗人们的草原情怀——唯有这片大草原，才是蒙古人真正的心灵寄托和精神家园。诗中铺陈着草原风物，诗中有着生活的言吐；诗中饱含着纯真的情愫，诗中有对青年人的嘱咐；诗中不乏对爱情的倾慕，诗中更有誓言与颂祝：

“从快腿的黄羊，到利齿的狼虫；从善歌的百灵，到健飞的雄鹰……” 《阳光下的孩子》

“红的太阳，白的大地。峻峭的山峰，像冶铸的纯银高塔，在阳光里放射耀眼的光芒。慓悍的雄鹰在峰顶盘旋、翱翔。” 《银色世界的主人》

“春天的第一个雷声里，千万条根须在地下伸展，攻破了白色的春雪，淡绿色的嫩草在地上拔尖。春风的第一次吹拂里，山崖上的沙不嘎（耐干寒灌木）挺起绿枝，拨开盖顶的冰层，半腰儿在阳光下沐浴。”《阳光下的孩子》

“椭圆的湖泊，像擦亮的白玉明镜，在阳光中喷吐浓浓的雾气。快脚的野羊沿着湖边奔跑、嬉戏。” 《银色世界的主人》

“清澈的湖面上，马群俊影粼粼摇晃，饮饱的马儿喷鼻戏水，溅起的水珠，滚滚闪光。” 《乌日杆之歌》

“在金色的阳光里染着胸毛，骆驼在山坡上颠跑；在微微春风里梳着长鬃，骏马在漫野里飞跃。” 《阳光下的孩子》

“布日都（沼泽）的周围开满鲜花，一朵跟着一朵斗艳争丽。粉蝶在花海上飞旋，好像这里只有待酿的蜜汁。” 《乌日杆之歌》

“茂盛的夏季草原啊，它的色彩一处一个变化；忽而是浅绿的夏克草，转眼间紫红色的驼尾花。”“北方草原的天空呵，它的脸色一时一个变化；有时像清澈的明镜，转眼是阴沉的恶煞。”

“对于草原的脾气，他是了如指掌：当他看到塔鸪鸟钻入密林，便洞察到风暴将临的迹象。瓦蓝天空的边缘，一块鞍垫大小的乌云在铺张；鞍垫不断地扩大，吞噬着夏天的日光。碧绿的草原边缘，一条白色的雨柱垂天接壤；雨柱不时地扩展，冲刷了整个牧场。野鹿投奔深林，兀鹰飞向岩洞，小兔奔向巢穴，野鸡窜进草丛……老骡马随风奔去，儿马挡着马群嘶鸣。二岁马顺势飞跑，马驹依着牡马避风。黑风引来白雨，闪电劈倒乔木；久旱之后的暴雨呵，试将天翻地覆……雷声渐渐远去，雨点渐渐减少。乌云顺风飘散，电光在天边时闪时消。”《乌日杆之歌》

“从北方吹来的暴风雪里，羊群像飘飞的蓬草；只是飘呵只是飞，只是飞呵只是飘……在这茫茫的雪原上，只有一个粗大的呼吸；比什么都寒冷，比什么都强硬，这是暴风雪的呼吸”《阳光下的孩子》

“黄色的风”、“干旱的风”还有那“苦涩的风”，当吹过“青丝摇曳的垂柳”、吹过“碧波荡漾的水库”，吹过“草原新城的街头”，即刻化作“淡绿色的风”、“湿淋淋的风”、“麝香味的风”。“我故乡的风是芬芳的，我故乡的风是芬芳的。”《故乡的风》

“阵阵扑鼻的奶香哟，漂满冬营地的毡房。《奥塔》

“母亲哺育你的奶香，未从你的护襟上消散；父亲亲吻你的唇痕，未从你的脸颊上吹淡。”“灯光呵灯光，在你的下面有些什么？是否有着欢蹦的羊羔？还是呼唤妈妈的牛犊？是否有着布包的花子？还是儿童玩耍的彩骨（“嘎拉哈”）？是否有着雷锋叔叔的画像？还是节日新出版的小人书？”“灯光的下面，有着温暖的皮被皮褥，木碗里的奶茶热气腾腾。木盆里的肉食油汤滴滴。”

“想必是缝完崭新的皮袄，把最后一个纽扣钉牢；想必是做完香牛皮靴，把最后一针皮线缝好。想必是油面团和在一起，炸着最后一块节日的油糕；想必是满屋织起丝线彩虹，开放出菊花、牡丹和芍药。”《阳光下的孩子》

“从蒙古包的套那（天窗？）凌空逬射出火星，在太空中阵阵消逝。骏马拴在桩上，声声嘶鸣，跃跃扬蹄。猎狗在篱脚下撒欢跳跃。公社的猎人围着炉火，一口口地啖下浓浓的乳酒，继续地唱着悠长的牧歌，等候着佛晓的启明星。”《银色世界的主人》

“这是一个芬芳的夜，泥土的潮气，牧草的鲜味，奶汁的醇香，野花的芬芳。芬芳的夜呵沁心的夜，阿力玛姑娘在羊群旁巡哨。”《夏营地之夜》

“鲜艳的红霞中，一对鸟儿比翼飞翔。绛紫的山崖上，一对羚羊一前一后在奔跑。银白的草原上，两个年轻人并排行走，牵着猎马的，是小伙子；提着水桶的，是妙龄姑娘。从水桶里溅出来的，是晶莹的水珠。可是有谁才能知道：究竟有多少颗爱情的火花，发自姑娘的胸膛？在雪地上印下的，是小伙子的足迹，可是有谁才能晓得：究竟有多少幅初恋的画卷映入小伙子的眼眶？”《银色世界的主人·苍松和鲜花》

“白白的鲜奶哟，在策玛（姑娘）的奶桶里滚滚翻花，莹莹的汗水哟，从姑娘的脖颈(geng)上串串滴下。”“从远远的蜃楼波浪下面，飞来了牧马的青年，既没在绿水里饮马，也每到清波里洗脸，摘下那河岸上的黄花，双手捧到姑娘面前《乌兰哈达·清清的河水》

“紫檀木上筑巢的，美丽的松合儿（最勇敢的）鸟，当它孵出雏鸟的时刻，并不是十分欣喜。但，雏鸟长满了羽翼，张开了有力的双翅，在天空飞翔的时刻，它才非常欢愉。在原野上奔跑的胡兰马（蒙古马祖马），当它下驹的时刻，并不十分快活。但，马驹的四蹄干了，鬃尾抖动起风波，扬尘奔跑的时刻，它才格外欢乐。”《阳光下的孩子》

“骏马的鬃毛，健牛的尾毛，骆驼的鬣毛，绵羊的绒毛……他一绺绺地数着，记着他原有的牲畜的多少。”《乌日杆之歌》

“当老羊倌踏上归去的小路，从草垛里拾回一只快要冻死的羊羔；抱回家去，用烧酒洗涤那冻僵的耳朵，放到床上，用皮被裹住那紧缩的皮毛……老羊倌已经不喝奶茶了，洁白的牛奶在奶瓶里存着，又一桩大事日夜把他拴牢，按时喂养瘦弱的小羊羔。”《乌兰哈达》

“同样的结实，同样的美妙，同样的适用，同样的精巧。新的木器呵，我在不少牧民家里看到，问他这是哪里来到木匠（ “者勒蔑”们）精心制造？他们说木匠来自关内：路远山遥。”“他制的木碗里盛上奶茶，说是滋味最浓；他制的木盆里端上整羊，说是味道最好。他制的摇车里摇上小孩，说是长得最快；他制的木车里装上东西，说是重量减少。”

“他把硬木变软，像象蜡脂一样柔和；他把碎木结起，像擀毡一样天衣无缝。他让枯木回春，雕出鲜花朵朵，他让朽木复生，刻出孔雀开屏。宽狭不等的木板，长短不齐的木墩，软硬不均的树皮，扁圆不同的树根……一旦经过，匠心妙手的剪裁，变成朵朵的友谊之花，不分冬夏在蒙古包里盛开。”“同样祝福他的行业，同样感激他的情谊，同样关怀他的生活，同样赞叹他的手艺。”《友谊之花》

“从维纳（蒙古包顶椽）上挂起来的，精制的红缎奥塔（口袋），披满了天安门的阳光，裹进了中南海的春风。”“毛主席的恩情大如海，沧海之一粟永存在奥塔里；共产党的恩情重于山，苍山之一珠珍藏在奥塔里。”“比什么都珍贵的是——红色的革命种子在其中包藏，在每一个贫下中牧心中生长，根子最深，果子最香。”（“一九七0年春，暴风雪袭击草原，毛主席和党中央派飞机空投物资支援灾区人民。贫下中牧为了永远牢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恩情，用红缎子缝成小口袋，取支援物资中沧海之一粟，存入袋中，作为世代相传的珍宝。”）《奥塔》

金色的驼峰上，绒垫炫耀绚彩，红色的马头间，银嚼熠熠闪亮。”“饮水的马群嘶叫奔跑，像海潮席卷着海潮。短绒的马驹甩尾窜逃，长鬃的种马抖鬃奔跑，多事的烈马踏蹄啃咬，肥壮的骁马腾云长啸……骑着仙鹤般的白色骏马，在绿野蓝天间奔跑，一环环白色的尘雾，在天边的云彩下飘摇。骏马的前蹄下面，受惊的飞鸟险些被踩着；被撞的小鸟丢下羽毛，惊慌失措，迅速闪道。骏马的后蹄下面，惊恐的野兔险些被踢着，受伤的野兔弃掉绒毛，不知南北，拼命奔逃。”《乌日杆之歌》

“云青马绕着主人欢跑。”“长鬃雄似瀑布，它的四蹄美如花瓣；它的眼睛亮似晨星，它的尾巴软如丝绒。它是快马中的快马，它是良种中的良种。心走时，野兔难以靠近，奔跑时，花鹿休想追赶。启程时，从主人身旁绕三绕，歇鞍时，在拴马桩边转三遭。”《乌日杆之歌》

“黑色的靴子，蓝色的裤子，红色的坎肩，那是知识青年的表率；仙鹤的脖子，快鹿的腿，乳白的颜色，是胡蓝马（蒙古祖马）的后代。”《乌日杆之歌》

“烈马扬鬃，铁蹄敲响草原，猎人欢呼，声浪震颤蓝天；“七彩的云朵，忽上忽下；七色的骏马，忽东忽西。五月五日，牧民出猎的节日，大地剥去了一寸，马蹄磨去了一指。猎人的欢叫，猎马的嘶鸣，猎狗的狂吠，弓箭的嗡鸣。苍苍的高空呵，是否显得太低？你那无边的胸怀，似乎容不下羽箭的废驰！”《心与箭》

“骑白马的三位猎人，从远方飞来的时候，大地仿佛裂开一道长缝，浩荡的河水闪开一条银沟。”《心与箭》

“老年人居高远望，小孩子拔足仰脸；倾慕赛马的年轻人，列马远迎，聚满了草甸。千马奔腾的阵容里，跑在最先的马，是什么颜色？那调养骏马的著名牧人，出在哪个队？住在哪个坡？千马嘶鸣的喧闹中，名列前茅的马，是什么颜色？那驯服骏马的老练骑手，出在哪个社？伴着哪条河？”

“骏马的神速，主人的敏捷，引起草原牧民的赞颂。军训的素养，马术的超越，草原民兵的传统得到继承。” “老牧马人那支光亮的套马杆，跟随主人经历了四十个秋冬。他心目中的接杆人终于选定，去年，老鹰的武器交给了雏鹰。”

“草原呵，多么辽阔广大，征途呵多么遥远峥嵘。尽管途中风雨弥漫，祝你的骏马呵永不歇停。天空呵，多么辽远明朗，斗争生活呵，多么丰富无限！哪怕途中荆棘丛生，愿年轻人呵，永不下鞍！”《乌日杆之歌》

诗集终篇《故乡的怀念》之一的《小河》与之二的《小路》，诗人又回到了那遥远的梦悟：

《小河》：

“在我的故乡有一条轻亮的小河，它弯弯曲曲的河套环抱着牧场村落。我童年时游泳和玩耍的小河水呵，纵使走到天涯海角也还记在心窝。

它虽然没有被风旋起的波涛，但是曾用乳汁滋润故乡的土地。它虽然没有吸引鸿雁呵、天鹅的美景，但是羊羔和牛犊曾在河滩上吃草游戏。

它的波光溢出朝阳的红晕，给过路的人们以美好的祝愿。它的水面吸住落月的清辉，给放牧的人以吉祥的梦境。

我把在你怀里沐浴过的卵石，放在衣兜里，揉搓得光滑柔润，我把在你河岸上开过的驼尾花，夹在书本里，书页吸尽了花粉。

河水呀，映着慈母的身影渐渐走远，是否将它送到远方游子的身边？河水呀，你把故乡的歌儿荡入波纹，是否将它播到天涯知己的耳畔？

你那欢笑的清流，将给我干涸的墨盒灌注生命的琼浆，你那金色的水流，将给我钝笨的笔尖以锐利的锋芒。

小河，你的河身虽然弯弯曲曲，你的细流终将汇入宽阔的江河。小河，你的儿女尽管远走千里，定会唱出故乡前进的新歌。”

《小路》：

“有一条弯曲的小路从我家的门口开始，经过草原和丘陵消失在天际。小时候跑惯了故乡的小路呀，你的痕迹永远印在我的心里。

那迷离弯曲的小道上，我曾像羊羔一样奔跑，我曾像蓬草一样滚动，我曾像小兔一样蹦跳。

我手里的奶渣虽然不足一把，我碗里的奶茶虽然不够一碗，为了和“阿、俄、乙”打交道，曾在弯曲的小路上蹒跚往返。

暴风雨扑来时，小路呀，我曾钻到父亲的衣襟里避雨。风雪袭来时，小路呀，我曾依在母亲的袍袖下避风。

在那弯曲、细小的路上奔跑时，并不是想要文章上出名，而是为了报答我母亲的辛劳：十指流下的汗水，养育我的恩情。

在那迷茫、荒凉的路上奔跑时，并没有想到事业上的成功，而是为了遵从我父亲的训教：贫穷加瞎子，更难活命。

弯曲的小路或许是青草杂芜，但它毕竟是我一生中第一段旅途。“阿俄乙”的学习虽然半途而废，但我毕竟尝到了穷人读书难的苦处。

两鬓间不知不觉染上了白霜，以往的事情梦一样渐渐模糊。但是那一条赤脚跑过的小路呀，在我的心坎里永远记得那样清楚。”

传承

“史门”者何？历代“君子文人”存身续命的最后居所。古来史家属“筹人子弟”，世卿世禄，宗族相传。即便是今天治史早已不再以家系为业，但同样会在“特殊群体”里薪火传递。

一次，我问周老师：“为什么不让照照和公鸡（儿子、女儿）接他的班呢？”周老师无奈地回答说：“他们吃不了这个苦。”老师们何尝不想学业后继传人呢？单是从老师们给自家的孩子所起名字上，就略以窥其斑豹：周老师的儿子取名颂简、女儿取名咏笳；潘先生的小孙子潘登；金先生的女儿金适、金遂（乌拉熙春），林老师的两个女儿取名亦然[W用3]之、亦如瀚；适者，去也；遂者，顺也；然者，归也，如者，之也；从心所愿，顺其自然。这些精萃义深的名字背后寄予老师们对后人多少殷殷期冀、又包含着多么深沉的爱怜和情感的传递呀！林老师甚至还想到要给我的女儿改名，将“乐”字改作‘勒’。勒，紧系也；难不成林老师有意让她也情系草原终身？来日相见，一问便知。

史业何以父子传承？司马谈、迁事迹人所共知（见《史记·太史公序》）。金先生自幼家族败落，及弱冠尚对先祖的事迹所知了了；成人后，听到京城“旧人”的讲述竟“为之瞠目”。金先生的初祖是乾隆第八子荣醇亲王永琪，永琪曾内定继统，因早亡作罢。永琪子绵亿是个“风流王子”，却生养出才子奕绘。奕绘袭贝勒（侧福晋顾太清即金先生的六世祖母、清中期闻名词人），掌正红旗觉罗学事务、观象台事、校编《康熙字典》。观天象是“史人”的专责，及清代，史掌诸职早已分设殆尽，仅存观象一职仍然袭“籍”，其为人之“性”最纯真。金先生的父亲应是袭过“国公”封号的，老先生一生多遭变故，唯治女真文史不辍，并以家学悉数传于儿子。金先生承续先祖，在女儿身上倾尽心血，从上学、读书到毕业分配、安置工作无不亲历亲为，传学后人至今已历4代了。金家史统可谓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回想起先生那一番“情感说”道出治史真谛，确实精辟，也颇合古贤遗训：“君子固穷，之死不二”，困顿而后求变通，不二之心确惟史家所能传也！

余大钧老师的父亲是余元盦，著名蒙古史学者。余家祖籍浙江宁波，祖业绸缎商人。上世纪初，余老先生来到北京，寄身在分号绸缎庄里。在那个时局多变，文风大盛的年代，他无志打理生意，一心专研学问，对边疆史地情有独钟。他没有念过正经“科班”，却熟练掌握英法德俄等西洋外语，尤其对蒙古、波斯等民族语言文字亦曾深入专研。他独自办过学术杂志，出版了《波斯文英文词典》，可算是自专有成的“怪才”。建国后，范文澜先生将他聘入近代史所做助手，协助编译中西交通史料。很不幸，五十年代末在他的专著《内蒙古历史概要》正式出版后不久，他竟身遭不测之祸。

余老先生终身研究蒙古史，似乎无意让余大钧老师继承学业，而是让他考北大念化学科。学业有成的余老师因性格孤僻，被分配到一所煤矿子弟中学去教化学课。境遇周遭，最终余老师还是“归队”，调入内大蒙古史所。改行耶？子承父业耶？总之他的学术研究的背景里隐隐透着父辈的影子。余老师的弟、妹都在老家，余家能承史业者唯余老师一人，余老师之后，怕再无来者了吧。

如今，老师们已陆续过世，子女多远走他方（国），四散谋生，鲜见有存业继学者，着实令人慨叹！不过，自打蒙古史研究所成立后，在老师们的辛勤教导下，数十位青年教师及学生、弟子陆续成材，如今已在国内相关专业领域里挑梁扛鼎，独当一面。以此答报老师们的殷殷期望和培养之恩，老师们在天有灵，应该可以颔首微笑了。上个世纪，研究所的先生、老师、同学们身历一零后、二零后、三零后……八零后等各个时代，赓续不绝，传承有序，足证：斯人不匮，永赐尔类。

周老师还曾告诉过我：所里的老师们议论说：照照的面相与我颇有几分的相似。周老师为我的毕业论文命题作“元世祖朝的翰林国史院及其史学贡献”。文章详述元代史家文人的平生历难及修史事迹，有心人读上一读，能否从中品出老师心迹呢？

34年前，离别师友静安自处，来在大连图书馆工作直到退休，几乎再有没离开过这座城市一步。记起当年选择接收单位时，周老师告诫说：“去图书馆吧，你‘性格’就适合在图书馆里。”想来一生问学之路：出则图书馆，入则图书馆，进则图书馆，退亦图书馆。周老师一语成谶。

毕业实习赴成吉思汗陵的车上（参加蒙古史学会年会），再次见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韩志远，他祝贺我“修成正果”。他哪里知道这枚“正果”既结得太迟，又摘下得过早，皱皮且青涩：初中的一个半学期，大专的一年半工读，硕士研究生跟跑了三年，如此尴尬的学力步步前趋，即便有再好的老师指导也难叙其功。的确需要进一步充实、积累，去读更多的书，阅更广的事，识更众的人，悟更切的情。

65年前，老师们别北大，创内大，辛勤耕耘，布撒籽种，殷殷切望学生们个个都能成才。我辈自当体察老师们的心迹，循其足履，继其往，开未来。然老师们的功底非我辈所能及，老师们的成果也非后人所易取，老师们的术业更难望其项背。既然老师们已开山成路，后学之辈能不踏其正途，倚其臂膀，砥砺前行吗？即便创新立说终生难成，尝试一回不也是在为后继者探路索径吗？

大家用事，“格物致知”。回看180年间中华民族前行道路，能否这样来“格局”：前110年是“变革期”，“群雄”逐鹿，蜂拥而起，江山社稷，轮流坐庄，以内外的战争解决了土地（领土）问题。其后的30年是“革命期”，共产党执政，以党内外的斗争巩固了政权。随后40年是“改革期”，国之内“向钱看”，奔“小康”；国之外，“富国强兵”，全球竞争。设问：接下来的40年、400年、4,000年……中华民族要生存、要发展应该如何再起步，向前行呢？

老师们都是有学养，有品性的人。人之性，乃人之“底色”；人之文，乃古贤之修为。人文即人心，人有“心”则是其区别于物种进化成“人”的根本所在。人若无“性”，岂能为“人”；我若无“文”，天地混沌。幸我先祖智人亲历亲为体察万物，探索、发现、融汇、凝炼，传承下东方民族的“人文观”——一系列包罗万象、认知自然与自我的议论，一整套思辨缜密、学理精深的论说，一条亘古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历览千古，开创时代新风气通常只需要一代人的奋斗，而要改变过往的“积习”却需要二、三代人的努力，甚至更多代、更长久的化育。人生7至18岁段，是成长的重要时期，我们这一代人身上不乏“历练”与“执著”；缺失的是“知识”与“学养”（学校正规教育）所具所缺恰恰就发生在这个年龄段里。那么，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呢？“救救孩子们”吧！

当今国人说“人文”（人物）多由史典出（考古作依据），秦汉唐宋、康雍乾隆，不乏妄议戏说者。若不能遍读经、子二论、涉猎百家旁言，何来融通贯一而后成章？藏于名山，传于其人，不才后学专心研习55载，类编“札记”，辨析实证，索隐精微，提纲挈领，拟成《中华历史文化新探》草文。内分人文、天下、殖民、改革4篇。首篇“人文”，探讨人性的育成；次篇“天下”，试论民族之发端；三篇“殖民”，讲述“人类”之大同；末篇“改革”，探寻未来之路。循源学术，略称“内大四讲”，权充追随先师之学、补遗“博士论文”一篇。陋文草成，惶恐之心拳拳；敝氅败絮，蹇躇之行颠颠，还望老师、同学们不吝施教，补缀成裘，更求内外方家硕学批点指正。

“洋鬼子”来了，清衙门倒了，国民党逃了，共产党胜了；战乱了、和平了、动荡了、改革了、开放了、梦想了、竞争了……人世间朝云暮雨，命运里跌宕起伏，你撵着我，我推着他，他仍然不放过你。天道颠倒转圜，世上“整合”纷扰，其间，群体的命运经历过几番变幻，个人的际遇又遭受着多少曲折？这一切终又都在人情世道中被消损殆尽、在时光岁月里被淘荡无痕，唯有时代大潮“源泉滚滚，不舍昼夜”，奔腾激荡，一往无前。此间的“细人”与“琐事”再难被知晓一二了（更不要说体察）！感慨未尽，草成《内大蒙古史人歌》奉上诸师：

《内大蒙古史人歌》

内大北大，同体同文。中华民族，共生共魂。世纪人物，往来浮沉。穷通君子，荟萃史门。

皇家气度，宗府笃情。分类札记，《八旗》在京。

不怒而威，国士精英。察人观物，“炉火”纯青。

“沙钵略汗”，“对簿”秦廷。戎装南海，负重北行。

讷讷有信，少年成名。前路蹇蹇，“如履薄冰”。

“帮旁并明”，佛祖通灵。溯源蒙古，点化在冥。

“周道汉风”，史家秉性。版本目录，考据研精。

“学痴”有三，执拗率真。编译《史集》，“氪氯氮氢”。

残《四进士》，工农与兵。躬耕苦作，平畴高瓴。

风云际会，再添将星。万里烽燧，事出不经。

忝列充位，吾辈有幸。百求一得，执子之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