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王小川 溪水雉鸣堂堂主 】

老师们

学校内对老师们的“称谓”有讲究，它是每位成员的过往、身份、位置、相互关系的自然体现，同样是人们深入了解某个部门的一把“钥匙”。蒙古史研究所的先生、老师们对后分配来的青年教师及新招入的学生一律直呼名字（像在课堂点名）；蒙文名字可以从简，比如：齐木德道尔吉简称“道尔吉”；白拉都格其简称“白拉”。学生对老师们的称呼分作两类：年龄70以上、有名望的称“先生”，如：金先生、潘先生和“林幹先生”（所里另有林沉老师，当面称呼可省）；其他的老师们均称作“老师”。

老师间的称谓也有意思，有行政职务的（包括曾经），姓氏前可加“老”字，如：“老特”（或直呼“特校长”）、“老林”、“老周”（林老师、特别是周老师很少、或从不以“所长”自居）；年纪小、资历浅的老师被称作“小”，如“小包”；对脾气好、性情温和的老师也会上个“尊称”、起个“外号”，比如“老宗兄”（林幹）、“叶后生”（叶新民）等等。我在办公室时，当然是个“小”字辈，好在名字里自带，简称即可；学生们当面呼“小川老师”。入学做了“学生”后，同学们就依年龄称“大”师兄了。

第一次与林沉老师单独见面，俩人就对上了“脾气”。世上难见这样一类的人：如果自己有了一块儿糖，会咬下一半分给朋友（屠骊珠老师语）。林老师就属于这种人。这份纯情大概只有草原上的“小活佛”才会有吧！我出生后的3年里，父母不在身边，是由寺里找来的一个尼姑照看大的。由此而论，我与林老师是否算是暗接善缘，灵犀相通呢？

我与内蒙古大学及老师们结成“因缘”，最初由是一个校外“懵懂的”青少年，先进入图专班学习的2年，再到蒙古史研究所工作5年，然后就是攻读硕研的3年，前后整整10个年头（1978年12月入学至1988年12月离校）。我从一名半工半读的“大专学员转变为内外忙碌的“代理”秘书，最终读完硕士研究生毕业，这其中又让人增加多少人生别样的体验呀！

先前工厂里的6年历练，教会一个毛头少年谙知世道和人情（补上了大学——知识分子“扎堆”地方的“短板”）。蒙古史研究所办公室的工作虽说平常琐碎，但是在繁杂的“忙碌”里，能毫无隔阂地亲近以往从未谋过面的老师们，在一次次地出入老师们的家门、一步步地接触他们的家人中深入了解了他们的家庭、事业，最终走进他们内心的精神世界。这种认知、理解和互信无形化有形，随意胜刻意。

老实讲，林沉老师把我拽进研究所，老师们应该是有疑虑的：一个新上任的领导，“不经意”找来了这么一个有着“特殊”背景的毛头青年担任秘书，怎么回事？这个青年人靠谱吗？能行吗？他会干些什么？怎么去干？老师们需要时间来观察、考量。

其实，我的行事风格本与他人并无多大不同，无非是秉公处世，诚恳待人，办事认真、尽职尽责而已；不同处就在于我会将办公室事务（包括杂务）自然地延伸到老师们的家里。

研究所的诸位老师们（特别是年长者）终生忙于教学，勤于笔耕，家中多缺人手（子女独居在外），中年老师们的子女尚未成年，家家都缺个“跑腿”、“出力”的人。于是，我的到来恰好“拾遗补缺”，把他们的“家事”一律当作“自家”的事去认真操办：行动不便，无人来取报纸，当天下班前必顺路捎去；学校分瓜果菜，前前后后，搬搬抬抬，包送到户；谁人遇有难事，就多一句嘴，跑一趟腿代办了结。日子久了，事情做到了，自然就会得到老师及家人们的了解和认可，他们就会对你敞开心扉。这份情感会在人与人之间产生何等的依赖与信任啊！日久生情，年长老师们待我似“儿子”，年幼的孩子似我为“长兄”，其情融融，如沐春风。连邻近的蒙语所的确精扎布老师见了面也会亲昵地称我作“小老乡”。

人说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是个“藏龙卧虎”之地，此言不虚。虽说所内的老师们人数只有区区十来位，却人人都有“根脚”，个个都有来历，他们绝非报考个名校——放洋留学——回国应聘——最终博个“名家”、“学者”、“大师”、“泰斗”、“国宝”、“大咖”的名头者流，也许唯有“人物”一词用他们身上更贴切不过。

金启孮：

金启孮先生（校人读作zong）是1918年生人，早年曾在北平大学读书，1940年留学日本，44年回国，49年在华北大学学习，在北京的中学任教。1958年，经翁独健先生（北京市教育局长）推荐，从北京育英中学调来内大，59年初，历史系蒙古史教研室成立，出任教研室副主任，直到1982年调离。

金先生给人的印象是身材敦实，富态雍容（全然不似清道光后诸帝羸弱无形），他走起路来，晃动身子，缓踱方步，一副“不重不威”的架势，宛然校园里的一个“景”，真的应了那句“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旧章”的古诗。其实，金先生为人谦恭，见人总是面露笑容，和气地点着头。

初次见到金先生还是在80年深秋的那次图书馆蒙古学部的见面会上。蒙古学部刚刚成立不久，孙馆长召开了个座谈会，邀请蒙古史研究室的老师们来见上一面。那时的金先生应该还在副主任（主持工作）的任上，他做主要发言；讲话的大意是：一、图书馆成立蒙古学部既重要且必要；二、收集、整理和编订资料要锲而不舍，久必有成；三、治学要“六勤”（眼、耳、手、嘴、脑、腿）；四、要“集腋成裘”。此后，他还曾陪着在内蒙师大念书的女儿来蒙古学阅览室查过资料。

到办公室时，正值金先生刚刚辞任，与我这个“后来者”不相隶属，也从不曾存在“过往”与“交集”。加上先生耳背，除了每日上午来取报纸、每月来领工资及年底领取奖金时得见一面、点个头算是打了招呼外，没有单独的接触。不过，日子久了，双方自然会多一份好感，心里就会自然生出一种“情结”。

直到有一次到他家里去办事，我们才有机会真正地“坐”下来面对面聊天。先生他刚刚访美归来，情致很高，谈意甚浓，他讲到此次出国是应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邀请去讲学的见闻；接着又拿出《美国地图册》（英文版）让我帮着查找“图森”城的位置。他还笑谈着自己访美的趣事：就在离开图森的前一个夜晚，他临睡前摘下助听器放在床头桌上；第二天一早，服务员敲他的房门提醒班机起飞时间，可他却没有听见，结果误了航班。这是我们唯一一次单独交谈，谈笑中，真切地感受到一位尊尊长者谆谆诱人的善意。

金先生的调离，大概与他的爱女毕业分配有关，先生去了辽宁，组建成立省民委民族研究所，他的女儿也随调前往。1985年，金先生在沈阳的新家落成，他正式举家东迁。研究所的青年人都去家中和车站西站货场帮忙，我自然也要出把子力气。所不同的是：这一次自己已不再是作为办公室的秘书跑前跑后，里外张罗安排，而是“混迹”于学生中，搭了把手而已。自此以后，再无与金先生单独会面的机会了。

潘世宪：

潘世宪先生是1912年生人，祖籍湖南醴陵。前清，父亲在山东作官，兄弟姐妹皆成长于外地，得时代风气之先，也都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潘先生早年由北平大学法律系毕业，1937年留学日本，仍研习法学。38年回国后，经醴陵同乡王芃(peng)生的接纳，进入国民政府四大情报系统之一的“国际关系研究所”，在专门从事对日情报的日本组工作。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所内最重要的就是日本组，他担任副组长，地位仅次于所长王芃生和组长谢南光（潜伏的中共党员，建国后出任人大常务委员）。因该小组通过公开报刊等情报分析，与破译部门同时得出日本海军将袭击珍珠港的情报，至抗战末期，他升任组长，被授予少将军衔（属文职，并不穿军服）。

战后的1946年，潘先生转入大夏大学，任副教授；49年上海解放前夕，潘先生配合中共地下党组织、策划敌电台起义，本人也最终留在了大陆。1953年，他调复旦大学“工作”；57年再调内蒙古大学蒙古史教研室，他也是首批调入研究所的老师之一。

潘先生看上去精神矍铄，清癯的脸庞上显露出常人难得一见的坚毅与干练，一抹闪动的眼神，透着深邃、机敏的冷光。先生身高1.80米，挺拔硬朗，微驼的背仿佛时刻都在承受着重负。

当年举家迁来呼市，“运动”即起，群众组织分裂成对立的两派，军队要“支左”，军区究竟支持哪一派呢？调查人汇报说：某派成分复杂、且背后还有个“国民党少将”在暗中指挥（据讲：当年群众在军区大门口静坐时，潘先生的确到过现场）。带着“敌情”，军区决定：打压该派。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更令人扼腕：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父亲由此以“反革命集团首犯”罪啷当下狱，十年间被“打翻在地”。此间，潘先生更是由于“历史问题”，与学校被打倒的干部和其他老教师们一起被关进了牛棚。监督劳动期间，他就在内大操场西头的砖窑场烧砖（负责察看炉温火候）。

到蒙古史研究所后，隐约听到人讲：当年提到的那位“国民党少将”就是所里的潘先生。然而对于那段刻骨铭心的“过往”，我与潘先生虽都心照不宣，却从未言及。在82年研究室（所）首届硕士研究生的毕业庆祝晚会上，潘先生出了个节目：京剧清唱《四进士》（暗合着4名毕业学生），他选了该剧尾宋世杰那一段长长的唱腔。“讼师”宋世杰一纸诉状告动4位当朝进士，本意为申明正义，却反要被发配千里外。潘先生选唱这出戏，既押题应景，更透着某种深意，咿咿呀呀的唱词大家还听不大明白，但那凄婉苍凉、如泣如诉的声腔，透出藏在潘先生心底的、对平生遭际的感叹与愤懑。想来：一个个“事件”被时代演绎，“栽”了国共5名少将，今戏远胜古唱，厚今薄古。

1981年内大创设法律系，学校提名由潘先生出任该系主任，报告打到自治区政府。谁知有关方面（公安厅）出面干预：这个人不能重用！

毕业论文答辩时，按初定，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5人）没有潘先生，可正式答辩开始，潘先生却坐在了委员席上，并就论文主动提出了“问题”。我的离去对他是个意外；离别的第二个年头，1990年，潘先生“无疾而终”。

10多年前，《中华读书报》刊载了一篇黄时鉴老师（曾在蒙古史研究所）的访谈录，整整一大版面，文中屡屡提起潘先生。黄老师是先期唯一到过大连图书馆的蒙古史室老师，也许是大连图书馆内丰富的日文收藏让他动了念头，回到学校就拜潘先生为师，学习日文。当年两人的私下交流肯定极深，黄文的字里行间都满溢出师生的情谊，尤其结尾处的那句“啊咦呜唉噢”、“阿弥陀佛”的长叹，道出了黄时鉴老师心中对潘先生人生遭际的感叹与悲鸣，内中是否同时道出人生佛理的因果真谛呢？

潘先生有二子三女，次子跟随身边，在内大历史系教书，小孙子是先生未来的希寄。潘先生去世不长时间，儿子[a1]也随他走了。先期落户上海的小孙子投靠了在那里的亲人们，现如今应该长大成人了吧。

84年赴连探亲，潘先生借机托我代他办理大连图书馆书刊复印事宜，调到这里工作后，他儿子曾来信联系过，有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共同开发利用馆藏资料的意愿，可惜无果而终。

林幹：

林幹先生是1916年生人，祖籍广东新会，出身国民党军官，中校军衔，曾在李济深手下做军需。1949年李起义，林幹先生随行到了北京。为寻找出路，他先学习“商法”，哪知剑走偏锋，中途转行，一脚踏进了了中国北方民族史的圈子。他起初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61年调内蒙古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仍然从事北方民族史研究。

林幹先生同样身材高大、魁伟挺拔，虽颈背微驼，仍不失军人的气质。他的笑声和言语真真透出爽朗，直率的性格，即使是平日言谈对白，同样有板有眼、简单明了，好似正在课堂上的讲授中。他是那种一见面、说上一句话就能让人感觉出“亲和”的人；他也是林沉老师能用姓氏——“老宗兄”打招呼的唯一一位老先生。

林幹先生见人必笑，只是笑意里透着一股坚毅、隐忍。单说他平生从青年军官、壮年学者；转行法学、专攻民族历史的学业弃舍；以及一路风尘仆仆、从酷热的广东落脚在北京、最后定居在苦寒的北地塞外，寄身于一个并不显目、“吃闲饭”单位、默默地坐上几十年的冷板凳，从事着枯燥、冷僻的北方民族史研究而终不曾辍弃的经历看，此君的“功夫”也算了得！据他自己讲：在没有电脑的那些个日子里，他逐字逐句地摘抄下各类典籍中的专业领域相关研究史料达30万言。单从他常年坚持跑步晨练，在寒冬天里赤着臂膀往返于城郊之间的耐恒力，也是那个级别的学者所不能为的。

初次见到林幹先生是在82年的初春，林沉老师让我去他家送封紧急信函。那时，他还住在新城的将军署衙东墙外的一处旗员差役的单间旧舍里（曾拆建“国货精品店”）。我循着地址，转过一栋屋的后墙来到他家的门前，但见院中临近房门处有一座污水、灰渣堆成的“冰丘”；进了屋门，一盘火炕，炕上柜子，当地一台折叠缝纫机，此外，再看不到一件“打眼”的家什。后来林幹先生告诉我：他早年所有的文字成果（摘抄的资料、撰写的文章和出版的著作等等）都是在眼前这台缝纫机的台面上完成的。

林幹先生早我2年调来所里，他是个手头上的“活儿”总忙不完的人，每次去他家里，总见他伏在案前、低着头忙个不停，他有一个儿子在内蒙师大工作，不常居家，里外的事时我会常常跑到他家里去办。先生对我一贯亲和友善，且多方表示出“关照”之情（那时他的研究生白凤岐已毕业、在辽宁民族研究所金先生处。）。

入学已不再是所里的秘书，导师是周清澍老师，学业繁忙，自然很少再跑到他的家里。况且，他自招3名学生已经入学，专业有别，“各随其主”，请教的机会自然更是难得了。听过先生的北方民族史课；结业时，他还出了题考查过我们。

林幹先生2016年去世，高寿102岁。在世时，他曾多次获得奖励，荣任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尊号“当代昭君”。在当今国内以汉文史料治北方民族史的学者中，恐怕没有人的“功夫”超得过林幹先生了吧。

特布信：

特布信老师，所里人称他“老特”，这是大学校园内对年长、且担任相当职务的老师的尊称；学生们则敬称他作“特巴格西”。特布信老师是蒙古族，哈日努特氏，1925年出生在一个蒙旗章京家里，从小受到过严格的蒙、汉文教育。18岁时，经哈丰阿推介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1945年回国参加“青年读书会”，曾在东北解放区“东蒙军政干部学校任政治教员、队长；46年他21岁，就当选“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行委员兴安盟分会”主任。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又当选自治区政府参议会议员；50年25岁时，任乌兰察布盟副盟长。他早年的履历可圈可点，是个蒙古族青年中的“才俊”。谁想1958年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社长任上被错划右派，开除党籍；接下来下放农村监督劳动、又入内蒙古艺术学校教书，直到61年摘掉“右派”的帽子、调内大蒙古史教研室做了一名老师；到1979年被重新任用，已历21年，前生大半的时光都消磨在坎坷仕途上。

特布信老师也是个“大个子”，一向严肃，不苟言笑，更不与“生人”闲聊；正式场合的发言，他也总是语速很慢，字斟句酌，似乎每个字词都经过缜密思考；就是私下里与熟人“热闹”时，他也会保持那份特有的“矜持”。

我调研究室时，他已负责室里的全面工作，林沉调人必定经过他的同意。不过，我与他绝少单独接触。借调后的头一个春节，室内全体师生们举办了一个贺春晚会，在这个难得的热闹场合，大家忘情地表演着：金先生讲了一段满族风俗里老丈人与女婿“一出溜儿”的笑话；“叶后生”（叶新民老师）亮出甜美歌喉，连唱了老歌《草原之夜》和刚刚流行开的《小草》；王雄、白凤岐合唱《我是一个兵》；郝维民老师特能“逗”，他边唱着“跑马溜溜的山上”，边用手划出了空中的一弯月亮；这还不算完，他又即兴演唱了家乡（西部地区）的一首民俗俚曲，歌词大意是：女婿去见老丈人，脱口说到了“裤腰带”、惹恼老丈人，“挨了一个大锅盖”。欢笑过后，主持晚会、一向持重的特巴格西压轴收场，他起头领唱日语歌曲《干吧来》（加油歌），召唤大家齐心协力一起干呀。

那时，特巴格西已经是副校长、副书记，兼着室主任，不久又传出他将出任内大校长的消息。他主持成立了内蒙古革命史研究所，带走了蒙古史研究所的几位老师，此后就与我们分开了。特布信老师身为校长，主持了80年代初期的校内机构改革：1、蒙古史研究室升所；2、原隶属蒙语系的蒙语研究室独立升研究所；3、原设蒙古国研究部门成立新所（简称“二处”）；三个单位并列，成为直属校长领导、系级科研机构。特巴格西在校长任上的其它公事非我辈所能尽晓，85年他退了下来；2005年，内大蒙古学学院曾授予他“功勋教师”的称号。

在《民族历史的回顾——特布信口述史》一书中，他说：刚入学时，幼年的他还不懂一句汉语，科右前旗第一学校校长金振铎（阿勒坦敖其尔）为他取汉名叫“乌书春”、字子麟（取义“获麟绝笔”，续写《春秋》）。此后为了学习汉语文，他还曾下功夫背诵《古文观止》数十篇。早年在学校里，他作为代表录唱过《成吉思汗战歌》；而一张《蒙古盟旗系统表》，扩展了他的“大蒙古”观，并最终形成了“我是一个蒙古人，我的故土是蒙古”、“蒙古民族必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信念。就在得到《蒙古盟旗系统表》的那个终生不忘的除夕之夜，他用向李国兴同学学到的“硬斜笔体”认真地将该《表》抄录下来。留学日本时，他在东京帝大发表演讲，题目是：“人类能否抛开国名和出身地区与世界交流”；归国参加革命并入党后，他又赞成“排除商业资本主义的榨取”、“蒙汉一家，不分畛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政治纲领。

留学日本东京帝大期间，特巴格西曾有过几位来自国内的同学：金启孮、清格尔泰、韩树英。在金先生眼里，当时的特巴格西“很帅气”，“学习很好”；而清格尔泰则是特落难之时给予他真挚的同情与帮助的人。至于韩树英，他是大连人，曾任过中央党校副教务长、哲学教研室主任；留学期间，韩同样是在东京帝大“秘密图书室”里阅览过社会主义思想书籍（《共产党宣言》）、并最终转变了世界观。

自特巴格西从金振铎老师处得到的那一张《蒙古盟旗系统表》开始，接下来是许承钰老师用鲁迅的话激励他、启发他：伪满洲国就是“殖民地”，并鼓励他报考“一高”（日本第一高等学校），走出去看世界；随后他亲眼所见日本军国主义彻底败亡；到最终他找到了中国共产党——这应该就是特巴格西在曲折的人生道路上的必由选择。

余大钧：

余大钧老师。曾用名余大君，1935年（一说36年）生人，父亲是蒙古史界学者余元盦，58年他毕业于北大化学系。北大的化学系是与中科院化学所齐名的国内顶级专业科研单位，58年我国首次人工合成胰岛素工程（在上海）曾轰动世界，研究团队攻克实验难关靠的正是与北大化学系的合作才取得了最终突破。余老师念大三时，他的化学论文就已发表在北大的《学报》上，算得上是“一鸣惊人”了。可是，正值国家用人之际，毕业分配时，余老师竟然去了大同市第六中学（煤矿子弟学校）教书。直到1962年余老师调入内大蒙古史研究室，子继父业，“改行”研攻蒙元史。1964年以后，他接手周建奇的工作，翻译完成波斯文《史集》。

我在办公室时，他具体负责编印所刊《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译稿需日、俄、英、法等等语言文字的专业完成，整天里就见他张罗着联系校内及北京等外地的专业翻译人，组编稿子、跑印刷厂，里里外外，风风火火；常常是到办公室扎上一头，看看有无他的信函，三言两语完毕，即转身而去，从不“闲谈”。领取工资签名字，落笔总是多一分的“急切”和“匆忙”。每一次发放稿费，他都亲自动手（没有计算器），文字量几乎算到了个位，款额计较到分厘。

顺便提一下曾在余老师之前翻译《史集》的周建奇老师吧。周建奇老师也曾是研究室的人，我来时，他已离职（？），受聘于蒙语所，定居在重庆。他常年不坐班，每年来单位一趟、交上定额的30万字译稿了差。93年的冬天，在行政楼的4楼我们第一次见面，他拎着个纸包，鼓鼓囊囊的；从他那“躲闪”避人的眼神里透出曾经的“不寻常的”遭遇，他似乎不愿与熟人照面，匆匆地放下“活”，拿走稿费，悄悄地离开。老师们告诉说：他就是周建奇，他曾是中科院（今社科院）高级资料员，早年调来蒙古史教研室，后被划成“右派分子”，运动中他与“一干人”改造劳动，他积极带头，主动去挑大粪，被任为“劳改队”队长。他还曾被捕入狱。余事不详，着实令人猜疑。

林沉：

说一说林沉老师。面对林老师说点什么呢？语塞。无语是因为太多、太长、太深。

林沉，蒙古名亦邻真。大家通常称他“林老师”；有人曾借他的名字出过谜语：“煤”（打一人名）。林老师是1931年生人，蒙古族，伊克明安氏，祖籍内蒙古兴安盟，生于黑龙江省富裕县，幼年曾入寺作“转世灵童”，备选活佛。林沉老师的“聪明”不同常人之言，更似《史记·五帝本纪》中的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他那种研习、掌握和运用各民族及各国语言的能力大概源自一个弱幼喇嘛，孤身庙中、吟诵佛经时所获得的灵感。在“闲暇无聊”时，他居然有心练习用左手打算运筹，最终练成一笔（草稿、板书上）与右手模样完全一般的字体。古来能工巧匠们都能双手画“活儿”，此等“神功”哪一个“聪明人”能来？翻开林老师求学的履历：除了35岁时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之外，他压根就没上过几所正规的学校，没念过几天正儿八经的书，东北军政大学西满分校是他最后的学历。由此看来，他人生的起步既兼有天资，更多靠的是勤奋吧。

再看看他1947年7月至1956年9月（入学北大前）近10年间的简历吧：内蒙古防疫队、贸易局、警卫团直属队、《人民骑兵》报社、内蒙古军区政治部编译科、《内蒙古日报》社等等，从参军入伍到脱下军装转业是不是能觉察到一种迫仄感（尽管期间曾经荣立过两次三等功），单从他的亲舅舅是伪满洲国国防军司令这一条，最终想在军队及舆论喉舌的党报报社谋职下去，前途难卜呀。那么，决心考取北大念书，别求它途应该是当时的他唯一可选择的出路；而打算跃登“龙门”，且一考中第的也就是林老师吧。就在他北大毕业之际，他的去留也曾经过“政审”的筛查。80年代，特校长退任，学校考虑将林老师列为副校长的备选人之一（另一位是蒙语所的确精扎布老师），但他终没有“上位”。

第一次见到林老师还是在那次图书馆蒙古学阅览室的集体见面会上，陆续到场的老师中有一位特“个”，人将中年，穿着一件棕色的厚皮夹克，进门并不急于落座，而是利用会前三两分钟的间隙，先把阅览室四面书柜里摆放的书“浏览”一遍。那随意的样子就好像是在自家的书房里，那眼神更像是一个正在搜寻“猎物”的猎手。后经介绍：他就是林沉。而管理蒙古学阅览室的瑟尘老师正是他的夫人。

1981年2月到蒙古史研究室报到，是我第一次单独面对林沉老师。这次见面非常关键，正是这次见面开始了今后5年我们的合作。这一年我们两个人都处在人生的关键点：在沉寂了25年后，林老师终于入了党（在预备期）、刚刚提拔室副主任、走马履职。初上任的他，在学校的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难免会遇到诸多的困惑与难题，他正需要一个可以信赖的帮手、一个能“跑腿”办成事的人；而我则刚毕业留校，朝气勃发，正置身在清新雅学的环境，浑身的精力正待释放。因此，我到蒙古史研究室作秘书，对自己和林沉老师都恰逢其时，各适其意，一拍即合。

改革最“关键”（要命）处就在一个“钱”字上，每年研究所的固定经费是1万元，除去办《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的固定支出6,000元（每期1，000元，后涨到1,200元），所里余留经费4,000元，加上编《词典》拨款的预算外的1万元，所里经费很充裕（大项目、特殊支出由校方特批）。林沉老师掌管着研究所的经费，一切日常开销都经他签批，我跑腿儿去花。那时节，钱花得真是让人顺心、放心，痛快。这是一种怎样的默契和互信呀！

说说林老师干的几件“讨巧事”吧。

编辑《蒙古史词典》是他在任上首次牵头干的“巧活”。此时，国家正在组织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和《中国历史大词典》，研究室承担着撰写《大百科全书》蒙元史部分和《中国历史大词典·辽夏金元卷》的相关条目。林老师借机搭上便车，提出自编《蒙古史词典》，即在完成上述两书撰写任务的同时，借用、增补相关条目，扩充文字，编出自己的一部《词典》，计划5年完工。为此上报自治区政府，王铎书记特批下5万元经费（每年1万）。借船出海，事半功倍，人财两获，这样的好活儿只有林老师才心得、办得来。

第二件事是“巧挪”。83年召开《中国历史词典·辽夏金元》分卷及《蒙古史词典》编辑会议，轮值内大蒙古史所承办。要开《词典》会，国内各路学者将齐聚内大，吃住怎么安排？此前的北京、南京会议已办得风风光光，内大办同样的会能亏待了各路的“神仙”？可是办会的费用如何筹措呢？那年月财务上是没有这笔支出的呀！林老师腾挪运作：包办下会议材料的打字、油印费（千字1元），在支付打字费（千字1角）后，兑下了一笔“活钱”，全部补贴在伙食、住宿等等活动上。“计划外”（体制外）的运作竟然如此得心应手，会议圆满结束，来客称意而归。此之后，在元史界实干家“北杨南邱”（北京的“杨老板”杨讷和南京的“邱大老板”邱树森）之外，又添上内大还有“林老板”一说。

再说一件“巧赚”的事。早年林老师曾以读书笔记为底本，编了一本小册子《从远古到唐代的我国蒙古地区》。这本小册子应该是他研究蒙古族族源的探索之作，做为学生备用教材，一直存放在学校教材科的库房里。一天，教材科倒腾库房，打算处理这批书，来电话问所里还要不要了；如果要，须交工本费、册2分钱。林老师一口答应下来；书全部取回。不久，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的人来呼市地区寻访可做外销的书。来人遍访学校、书店毫无所得；失望之余“转悠”到办公室打听所里有没有适合出口给外国人看的书。林老师让拿出一本样书。来人见书喜出望外，当下拍板以每册7角、统统包圆。这一倒手竟获利35倍。商海逐利，唯证券、博彩、古董等行当才有此“赚头”！林老师做起学问，无人不称精巧，可他打点起生意来巧抓商机，精明算计，闪转腾挪，真的也是一把“厉害”的主。

1999年1月，我回包头探亲，转道内大，先看望了周老师，随后去了林老师的家。分别整整10年，不知发生过什么？林老师骤然变得那么的苍老、疲惫，早已没有了当年那股“咄咄逼人”的气势（同事们说他“和善得像个菩萨”）。林沉老师有个习惯：每天上午9时起床，之后到所里办公室处理公务；晚22时夜深人静，他开始熬夜，专心致志地做学术研究，直到凌晨2、3点。因此落下了眼疾（经常端着茶杯，用热茶的蒸汽熏眼睛。）；他告诉我，现在左眼已经失明，精力也大不如从前了。我们聊了一会儿，互致了问候和祝福。久别后的短暂探望所欲表达的尽在不言之中了。谁曾想春节将临，林老师竟然突发心脏病去世。呜呼哀哉！林老师去世后，小女儿早已出国[W用2]留学，定居在日本，瑟尘老师投靠了在广州的大女儿。（也就在林老师去世的第二年，周清澍老师去了美国女儿处，他这一走就是10年。）

林老师的授业传道人所共议。其实，他真正的传授绝不仅限于课堂上，跟着他学东西往往是在日常，在办公室、在家中或是随便什么场合里与同事、学生和朋友们闲聊的时候。那灵感乍现的即兴发挥，那随口蹦出的奇思妙语，再伴着闪烁在眼神里的那份机敏、“狡黠”，以及随后会心的一笑，浑然透出了他多少的人生感悟与智慧呀！端得能一语点醒“梦里人”（乌兰、乌云毕力格、宝音德力根诸生深受其益）。

我见到的圈子内能与林沉老师“过招”的人，恐怕只有贾敬颜先生了。贾先生长林老师几岁，两个人相互搀扶、在桃李湖畔漫步、闲谈着，天文、地理、人事；典故、俗语、趣闻信手拈来，脱口而出，妙语连珠，机锋锐健，真真地可视作校园里上演的一台好“戏”。

周清澍：

周清澍老师还健在，学术成就有目共睹，最近有《文集》出版，不是我们做学生的可随便“妄议”的；来日方长，唯念恩师福寿安康。只说上一句话吧：如果说最初是林沉老师把我拽进了蒙古史所，那么，周清澍老师则是扶我上位、且送我走出内大的那个人。

周老师是湖南武冈县人，1931年生（与林老师同庚）。他1950年考入北大，1957年研究生毕业后分配来内大，至今已65年了。

周老师也是研究所的副所长（与林老师同任），平日里，我在办公室为琐碎事务东跑西颠，与他并无过多的接触。可我“暗知”：他早已默默地把我“挂记”在心里，应该是看到我插空伏在办公桌上自学英语，觉得“孺子可教”，就有意拿给我伯希和的英文版《马可波罗游记注》中的某一章节原文，试着让我试译（他主管编辑《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我那时的英文水平和专业知识还远远不能胜任，蹩脚的“译文”大概令他失望一时，可绝没有因此而放弃。

报考招生的事前面已说过。考上研究生后，周老师知道我们（张久和）英语底子弱，是个“拦路虎”，就在英语课之外聘来外语系英语老师（傅明霞）开起“小灶”，狂补英语。最终，我们俩都顺利过关。

周老师作为师长的大爱切意，良苦用心总是发自无形处，让人体会在点点滴滴间，“清澍”者，时雨之谓也！看看周老师历年指导的学生们：郝时远、张永江、杨德华、张言梦、瞿大风、赵琦、乌云格日乐以及本人，哪一位似“类”？谁者个又有“学术渊源”？或是“有跟脚”的？不拘一格，求材是育，唯有古道淳风而已！

如何选择和拟定论文题目是决定学生今后学业定向和专攻领域的大事，对于我这个没有写过正规学术论文的大专读研生来说更不是个随意的事，要熟读多少专业书籍，在丰富的文献储备中凝练出所思所感，然后酝酿命题，不靠平时日积月累，一时能憋出来吗？况且，自己的选题还必须服从指导老师的准备和意愿。

就要撰写毕业论文了，一天林老师找到我，笑着问我选好题目没有。我不揣浅鄙、贸然答道：“想写写有关《元朝秘史》的文章。”林老师听罢，“诡秘”地笑着说：“这个题目你写不来的。”似乎他早已成竹在胸。之后我去周老师的家，周老师直接拿出论文题目：“元世祖朝的翰林国史院及其史学贡献”。

这是万难的事情，两个好老师、两个截然不同的题目，怎么选？思前想后，既然当初我报的是周老师的学生最终还是选定周老师吧。周老师也知道我的用心，下大力气精心指导。那时还没有电脑，这篇2万多字的论文我先后抄改了7遍！直改到有一天林老师把我“堵”在阅览室，看过原稿后说：“这哪是你的文章，不是周老师的嘛。”（文章中的关键处有周老师大段的删改与添加，主体成文还是我写的。）

自古以来，士农工商，人众分野，“史人”与“文士”共处士林却取法不同，文士显名，“史人”独守（“隐者”遁世）；文士颂唱，“史人”存意；文士弄辞，“史人”录实，两者区别大且深矣！“史人”是人类文化星火的发明人和传播者；是以平生所见所闻、所知所感，用文字（和着毕生心血）记录过往而后倾诉于天下的人；更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精神家园——人间良知的最终守护人。在那个刚刚过去的世纪里，从潘先生出生的1912年（民国元年）算起，蒙古史研究所的老师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渡过了那个时代所经历的关键时期，并且在各个时局变幻的“节点”上也都扮演过特定的“角色”，宗满清的失位、名民国的归隐，入党内的被清除、被打倒……最终聚在了一个小小的蒙古史研究所（时代的“垃圾箱”）里，继续书写、记录着个人的及民族的过往和命运，同时也在顽强地阐释着“人”的生命价值，他们正是当之无愧的“史人”。

人的一生，往往自起步就已经注定，世人称之“命运”。我的出身及少年期，原本就不是个“读书”的人，更与“学问”无缘，家道中乱，“命运”骤变，改变了人生的方向和轨迹。年“十五志学”（自1967年6月17日起），历经社会阅历和内大的十个年头，一个从工厂走出的“学青”，延续着求学之路，接受到国内本专业领域的一流教育，完成了一名硕士研究生必备的学业，化身为独立思考、勤于探究的人；同时，更是结识了一批国内外顶级的老师和相濡以沫的同窗学友们，这难道不是这十年里最大的收获”吗？

人生最难读懂的是无字书，最幸运的事是遇到有经历、有品格、有学养的人，内大蒙古史所的老师们正是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的禀赋、品性是任何书本里都读不出、学不到的；能够拜在诸位老师的门下问学是前世修来的因缘，这难道不又是人生中之大幸事吗？

内大读史好似冥冥中成就了一段“因缘”。其实，只要笃心问史，终会进入内大（或其它的学校），追循着研究所诸位老师（或其他老师们）遁入“史门”，做个“史人”。那么，最终走上这条“不归之路”也是早到迟来的事。殷道有鉴，百川入海，“宿命”所归，又岂是“因缘”二字可解。